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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幸福感提升幸福感——对深圳推出幸福指数的理论思考

【政策解读】2006-12-26 00:00

    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之后,市社科院就建设和谐深圳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和谐深圳社会创新工程》研究报告。在研究中,市社科院就深圳市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问卷调查,形成了深圳第一份幸福指数。这项研究意义深远,具有开拓性。本报刊发的《重视幸福感提升幸福感》一文,是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乐正、钭哲园,对“幸福指数”这一崭新课题的探索性思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幸福观的理解。

    进入21世纪,以GDP为核心的增长方式正在发生某种转变,幸福指数开始被纳入中央和一些地方的“十一五”发展目标。“幸福”这个熟悉的理念,以新颖的“幸福指数”的方式映入人们的眼帘。

    什么是幸福?词典中给出的一个简单定义是,即“生活、境遇愉快美满”。学术界也围绕着幸福感的含义、测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出现了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心理发展等取向的幸福感研究。虽然世界各国对幸福的理解各有不同,学者们对幸福感能否被测量以及测量方法也有歧义,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谐生存”的发展理念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随之而来,幸福感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它正逐渐和国内生产总值一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进步的新评价指标。

    重视幸福感:发展价值观的变迁

    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幸福感再次得到重视,作为衡量人们主观感受的幸福指数逐渐成为政府的政策目标。从GDP到幸福指数,是中国发展观念的一次重大飞跃,说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在丰富与升华。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生动实践。

    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GDP,是一个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经济指标,特别对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GDP的快速增长,将会使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失去必要的基础和动力。只要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社会发展的物质根基还不牢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是政府义不容辞的首要任务。因此,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优先推进工业化,大力培育市场经济,专心发展经济,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正确的发展价值观正在被某些“深刻的片面”所侵蚀。GDP中心主义与片面的政绩观结合在一起,正在蜕变成GDP崇拜,导致了社会发展的某些偏差。在单纯以GDP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资源代价、社会价值以及人本关怀被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快速扩张和工业化的高速推进,在大大改善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社会发展的风险性。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已经证实,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会出现一些调整,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开始向以人为中心的方向转变,以人的生存为中心的发展转变为以人的精神体验为中心的发展。从现代化进程来讲,在起飞阶段,现代化的主题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财富的初步积累,即脱贫的问题。在现代化由起飞走向成长的阶段,现代化的主题发生了转变,开始更多地关注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和人层面的问题。人们开始关注和讨论“社会公平”、“发展满意度”和“幸福感”问题,财富将不再是人们感到幸福的绝对要素。当经济发展与幸福之间失去必然联系后,发展目标与发展模式获得了深刻反思,发展被恢复了其应有之义,即发展的意义在于获得幸福。于是,在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引导下,功利主义的追求幸福的享受,转向心态平和的追求幸福的感受,人的幸福程度成为衡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坐标。因此,我们可以把幸福指数作为发展价值观转换的一个结点。目前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正从经济发展回归并落实到增进民生福祉的目的之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联合国,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衡量社会发展、国家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这种做法正显示出一种趋势,那就是,在新一轮的现代化中,“GDP+幸福指数+生态平衡”的集束指标正取代单向的经济指标,构成新的发展价值观。我们只有关注人对发展的感受并将其作为现实的政策目标,才能避免在新一轮的现代化过程中陷于落后。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人均GDP很快就会突破2000美元,民众的温饱问题正在快速得到解决。然而,进一步的持续发展出现了瓶颈,加上社会矛盾复杂化,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居安思危,在重新审视过往社会发展历程后,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以人为本”成为政府的核心执政理念,中国的现代化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幸福指数成为现实的政策目标,就是这种转变的结点。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目标与社会发展目标、人的发展目标的协调统一,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单向度的物质生产力,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多维度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主观感受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及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意义,以人为本开始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依归。

    测量幸福感:幸福观与幸福指数

    幸福=美满生活+愉悦身心+和谐关系。如何看待幸福?我理解,幸福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它由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发展目标的实现度和社会生活的和谐感三方面组成,这种生活的满意度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这种发展目标的效用和社会的和谐感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因此,我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状态满意度较高的一种经常性或持续性的主观感受,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

   

    幸福虽然是主观感受,但总体上仍然可以测量。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幸福感主要由三种感觉构成,即生活和事业的满足感、心态和情绪的愉悦感以及人际与社会的和谐感。也就是说,幸福=美满生活+愉悦身心+和谐关系。因此,居民的幸福感可从以下三方面来测量:

    一是“好的生活”,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社会阶层)和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人身财产安全、交通出行、业余生活和家庭生活);

    二是“好的心情”,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自我价值的实现度、心态以及幸福感的时空参照比较;

    三是“好的社会环境”,包括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对市民身份的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幸福指数。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幸福感都是有差异的,因此,幸福指数是一个比GDP和人均收入复杂得多的社会考量指标,它的社会差异性和个体差异性会使最终结果扑朔迷离,因此,幸福指标的评价结果与每个个人的实际感觉经常会有很大差异,这是正常的,这也是幸福指数的特殊性之所在。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幸福感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它是一定的价值观、一定的参照系、一定的目标实现度和一定的分析方法的产物。不同的时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分析工具、不同的群体,乃至不同的个体,其幸福感和幸福指数都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切不可把幸福指数绝对化。

    我们处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中国人习惯了事物巨变的快节奏,但国际经验告示我们,即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幸福感的提升也不可能是快速急升的。从理论上说,GDP、人均收入、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之间有一种逻辑的关联,前者的提升是后者提高的动力和基础。也就是说,GDP的提升会提高人们的收入,人均收入的提高会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进而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但现实生活中情况比一般的逻辑推理要复杂得多。因为各种因素,往往GDP高的地方,人均收入不一定高。因为生活观念、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有些人均收入高的地方,生活品质不一定高。因为除了生活品质之外,身心的愉悦、人际的和谐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导致一些生活品质较高的人也不一定幸福感就高。因此,幸福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品质有联系,但不能简单推论。一般而言,生活品质的提升通常会比GDP增长慢,幸福感的提升会比生活品质更慢,我们只有在一个中长时段才能感受到它的波动变化。

    探讨和培育发展中的幸福观。作为一个高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幸福感的生成有其特有的优势和劣势。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民生物质生活的快速改善,一个经济大国的再度崛起,大大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满足感和发展自信心,这给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提供生活源泉,人们体验到一种“增长带来的快乐”。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经的非均衡发展阶段,往往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差异拉大,这种差异容易造成人们的心态失衡。因此,发展中的幸福感充满各种矛盾,使人们的生活体验错综复杂。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及时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培育发展中的幸福观,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一种艰巨而又不容回避的时代责任。

    与一般的幸福观有所不同的是,发展中的幸福观是一种有限度实现和在社会巨变中感受的幸福观,是在积极进取、艰苦创业、与时俱进、充满变革中感受的幸福观,是应该与创业意识、和谐意识、关爱意识和节俭意识结合起来的个人体验。因此,探讨和培育发展中的幸福观是我们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幸福指数为GDP至上的发展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GDP指标的不足,更加科学地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幸福指数作为监测社会是否良性运转的重要指标,是社会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

    全社会都应关注民众的幸福感问题,分析导致幸福指数变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应以实际行动,从影响幸福感的外部因素入手,努力改善影响幸福感的社会条件,付诸于切实行动。因此,必须通过加强和完善对幸福指数的监测,把握居民的主观感受及变化规律,充分考虑发展速度、改革力度和人们幸福程度的协调与统一,真正将其作为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和进一步政策调整的依据。通过制定公平的制度环境、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提高收入水平三轮驱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增强公民的幸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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